按照“游戏规则”，只有包工头贿赂县官，哪有县官去贿赂包工头的？这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当然，前提是县官想找靠山，包工头又是“中组部处长”。2006年7月5日，被称为“四川第一贪”的四川省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因受贿1859万余元和133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在案件审理期间，田玉飞交代曾向中组部处长杜太平行贿47万元。
田玉飞的举报引起中纪委的高度重视。但是经调查证实，中组部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处长杜太平。北京公安局随即立案，并很快将假冒中组部处长的包工头杜太平抓获。
2007年9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招摇撞骗罪终审判决杜太平有期徒刑6年。
图为向杜太平行贿的四川省犍为县原县委书记受审 (资料图片)
寻找靠山
包工头自封“中组部处长”
49岁的杜太平是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普通农民。1988年，杜太平组建了一个小建筑施工队来到北京发展。
杜太平发现，在京城要想混下去，没有靠山是不行的，名头越大越能唬住人。曾经有不少次，杜太平出去拉工程时，不少单位见他的建筑队不过是一个从小县城来的，纷纷不屑一顾地回绝了他。
有一次，杜太平和另一个包工头争夺一个项目，杜太平自恃自己的建筑队各方面条件都比对方强，以为胜券在握。结果对手承包了这个工程。不服的杜太平质问负责人：“你们为什么把工程给了他？”
负责人一席话差点气死杜太平：“人家是一个正规的工程队，由某部委主管，交给他，我们放心。”而杜太平知道，那家工程队不过是挂靠在某部委旗下而已，和某部没有直接关系。
吃一堑长一智，杜太平开始到处托关系，想找一家挂靠单位。1999年杜太平通过关系终于将建筑队挂靠在了“中华爱国主义研究会”下属的北京特明达科贸公司，北京特明达科贸公司是某部委的三产，这一次杜太平“麻雀变凤凰”，名片上印着“北京特明达建筑公司总经理(正处级)”。杜太平得意地到处发放自己的名片，老乡们接到他的名片后，都说：“你小子混得不错啊，都成处级干部了啊！别忘了照顾兄弟们啊！”
杜太平洋洋自得地说：“这算什么啊。告诉你们吧，现在有人要推荐我到中组部的一家单位去工作。到时候我到了中组部，你们想办什么事包在我身上！”从此，在北京的四川人中，有不少人都知道了有个中组部的“杜处长”是四川老乡，纷纷托人来认识这位“杜处长”，请他出席各种饭局。
杜太平也知道自己这个“处级干部”经不起推敲，为了不露出破绽，每次别人请他吃饭时，他都要先问清楚有什么人参加，如果得知有在国家机关任职的人参加时，他就借口不去。去的时候也特别小心，只留手机号码，绝不发名片。
画家牵线
真贪官攀上假处长
渐渐地，杜太平在“中组部处长”这一角色的扮演中越来越自如，他还利用这顶“帽子”骗了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女孩，背着远在四川老家的妻子和女孩同居了。而这个可怜的女孩子直到案发才知道，这个与自己同床共枕的老头根本不是什么“中组部处长”，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包工头，而且已经娶妻生有三个子女。
2000年，一位刘画家认识了杜太平“处长”，并辗转介绍给四川籍的画家余先生。在一场酒席上，刘画家隆重介绍杜太平：“这位是中组部的杜处长，咱们四川老乡。”当大家问杜太平在哪个部门时，杜太平搪塞道：“现在部里正在进行人事调整，具体的部门还没有定下来，不过快了。”
在京城打拼多年的余画家是一个“老江湖”，他对新认识的“杜处长”有点不放心。余画家向其他老乡打听时，有人告诉他杜太平确实是中组部的处长，余画家这才放了心。正是朋友间的口口相传使杜太平的身份得到了“铁证”。
而远在四川省犍为县的县委书记田玉飞认识杜太平的介绍人正是余画家。余画家结识了杜太平后，向家人炫耀自己在北京广交权贵名流，其中就有中组部处长杜太平。而余画家的侄子知道后，便告诉田玉飞，余画家结识了一名中组部处长。
此时的田玉飞正在疯狂敛财。田玉飞收受了巨额贿赂后，担心总有一天会东窗事发。在他看来，要加大不被严惩的保险系数，就是继续升迁，并且“上头”要有人庇护。田玉飞四处托关系想结识“上面的人”，当听说余画家在北京认识了一个“中组部处长”，而且还是四川人时，他认为这真是喜从天降。田玉飞决定要牢牢抓住这个“中组部处长”来为自己的乌纱帽加重砝码。
田玉飞马上联系到余画家，向他询问了杜太平的情况，余画家将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田玉飞。随后，田玉飞马上致电杜太平。杜太平一听是个地方领导，没想到自己的名号都已经传到四川了，也就打着哈哈说：“好，好，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嘛！”
进京“拜佛”
47万元只是见面礼
2003年3月份，余画家在一次饭局中发现，同桌的人开始称杜太平为“局长”，并都说他已高升，杜太平也没有否认。于是这一信息很快被余画家传递回四川。
田玉飞听说“杜处长”已经升为“杜局长”后，再次拨通电话：“恭喜杜局长高升，杜局长真是前途无量啊。局长什么时候有时间回来看看？”
杜太平依然推托道：“最近要到内蒙古等地区考察干部，实在抽不出时间。”杜太平从田玉飞如此殷勤的态度上推断这个人肯定有求于“中组部局长”，他决定放长线钓大鱼，看看这个田玉飞究竟要做什么。
两次邀请被拒，心急如焚的田玉飞决定赴京“拜佛”。
2003年9月20日，田玉飞给杜太平打电话说自己明天就坐飞机到北京，希望有机会和他见上一面。杜太平为田玉飞在保利大厦订了一间客房，又通过朋友找了辆挂军牌的桑塔纳和一名司机。2003年9月21日，田玉飞飞抵北京。精心打扮了一番的杜太平看上去颇有国家干部的派头。他坐着军车，亲自去机场接田玉飞。
田玉飞与杜太平之间这惟一的一次见面时间并不长。杜太平从机场将田玉飞接到保利大厦，两人吃了顿饭，闲聊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就回到房间。田玉飞取出一个信封交给杜太平，说：“杜局长，听说你的女儿要出国了，这50万是我的一点心意，算是资助局长千金的学费。”
杜太平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银行卡的密码。杜太平虽说冒充了很长时间中组部的处长和局长，但还是第一次有人送钱给他。杜太平心里一阵狂喜，但仍然有些犹豫，说：“算了吧，都是乡里乡亲的，何必这么客气呢。”
田玉飞赶紧说：“杜局长你放心吧，我不找你办事，真的，我就是特别高兴能认识你这个老乡，这点小意思就算是我给局长千金的见面礼。”
杜太平盘算着：这家伙一出手就是50万，估计也不是什么好官，不定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呢。管他呢，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送上门来的，不要白不要。
黑色幽默
在官场江湖中上演
不过，曾书写“从铁匠到县委书记”神话的田玉飞，怎么也没想到，东窗事发的日子会来得如此之快。2004年底，四川省乐山市换届选举，田玉飞成为副市长的热门人选。此时，省委考察组先后收到大量关于田玉飞的举报材料，田玉飞被双规后，为了获得减刑的立功机会，很快将“中央组织部处长、局长杜太平”吐了出来。田玉飞的举报让办案人员大吃一惊，迅速报告给中组部、中纪委。
中组部接到这样的消息后，自然十分重视，可是查来查去，中组部根本就没有杜太平这个人。随后，中组部将此情况通报给公安部，公安部刑侦局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随即全面介入侦破此案。
沉重启示
熟人链条与潜规则效应
田玉飞怎么会这么容易就相信杜太平的身份呢？在审理中，杜太平说出了自己对此的看法：“田玉飞认为我是中组部的处长，肯定是想利用关系，以后好给他办事。”
至于两名画家将他引见给其他朋友，杜太平也认为他们各有目的：刘画家把他介绍给别人并说是中组部的处长，是希望别人看在中组部处长的面子上，就会多买他的画。余画家将他称为中组部处长、局长，是因为余画家为了笼络田玉飞，提高他在田玉飞眼中的地位。
作为县委书记的田玉飞，智力不可能低下到错把包工头当处长，正是怕被查处、急于升迁的焦躁心理，使田玉飞变成了生怕错过“天赐良机”的低能儿。与大多贪污犯罪者一样，田玉飞害怕东窗事发，能够预防的惟一途径就是“朝里有人”。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去追究真假？其实答案很显然，因为串联起“谎言链条”的全是熟人。没有人怀疑熟人，也就没有人相信杜太平是假的。现在很多人相信“朋友多了路好走”、“朋友就是生产力”，崇拜关系，相信熟人的哪会怀疑杜太平身份的真假？
这是一种熟人社会与官场潜规则语境下才可能发生的黑色幽默。这样的黑色幽默剧还在不断上演着，值得我们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