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恶势力是个这样的东西，说起来人人谈虎色变或者眉飞色舞，但究竟什么叫黑恶势力，其实没有多少人知道。大概其知道有这么一帮人，有组织有头目，走路横着，心狠手辣，专做犯罪的勾当。显然，真实的黑恶势力并不这么简单，真正成了气候的黑恶势力头目，肯定是出入高级场所，西装革履，有着各种炫人头衔的大人物，当年上海滩的杜月笙，身兼几十所大学的校董，上海所有的慈善事业，都有他的份，而且，人家也曾竞选过国大代表，并且当选了。

所谓的黑恶势力，实际上，就是处在正常的社会中游离半游离状态的那么一部分人，形成了自己的组织状态，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游戏规则，但是却又依附于正常社会生存，他们中的很多人，从事的主要职业，其实并非打手或者凶犯，往往都是商业服务业人员。历史上，凡是转型时期，或者有转型的苗头，差不多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但也有几次出现过工商社会的雏形，只要工商和贸易繁盛起来，脱离土地的人一多，游离于正常社会的组织就会出现。反之，无论社会多么动荡，游民有多么多，也只能变成起义者或者打家劫舍的土匪。俗语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农业社会对游离出来的人的歧视，只要不干老本行，就被人们视为不正当，一方面也说明，在某些情形下，这些行业多少都会跟黑恶势力有点瓜葛，主业属于正当的，但不正当的事也沾边。清代的青红帮，后来把自己的历史弄得扑朔迷离，甚至披上一件反清复明的政治外衣，但实际上，它们的兴盛，跟清朝中期之后，人口激增、商业兴盛、脱离土地的农民大幅度增加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入侵，随之而来了城市化浪潮。大量拥入城市的农民，为青红帮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最终造成黑恶势力坐大，乃至形成一股政治势力，还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失误，最大的失误，就是对进城的农民安置问题，采取放任态度。

显然，采取威权的治理方式，对于黑恶势力算是一个标本兼治的方法，绝对可以把黑恶势力扫荡得干干净净，但代价是，同时也伤害了正常的商业活动，导致社会的窒息、封闭。不用说，这种方式，在现在的中国，尤其是在经济发达、黑恶势力沉渣泛起的地区，实际上是不实用的，所谓的“严打”，一次比一次效用降低，增加警力，多安摄像头，好像效果也不持久。事实上，当一个社会处于流动性、开放性状态的时候，采用威权方式，结果只能是边际效益逐步降低，直至无效。

显然，最好的治理，是釜底抽薪，即削薄黑恶势力产生的土壤。对于目前中国而言，就是要解决那些拥入城市，又不打算回到农村的农民，在城市的安置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的凋敝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城市的现代化，工商业和服务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这些作为昔日农民的劳动力，不仅身体属于城市的外人，其精神也没有归属，他们仅仅是半合法乃至不合法地栖居在城市的边缘。所居住的城市赖以自豪的一切，摩天大楼、豪华剧场、名胜古迹，尽管有些建筑还有他们参与建设，都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能对任何人说“这是我的城市的东西”。

没有归属感的人，稍有挫折，产生绝望，乃至对所在城市的敌意，对城市社会产生敌意，是很容易的事情，年轻人更是如此。对这些人而言，即便曾经是个老实人，心理上对犯罪抵抗力，也相当弱。因此，这些人在城市里犯罪的比率，就是高于其他人群。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贫困，主要是没有归属感。黑恶势力虽然从事犯罪和不法勾当，但另一方面，也的确是一些被正常社会抛弃的边缘人的家园，他们互相利用，被头目利用，但也得到庇护和帮助。

因此，我们的廉租房，不应该忘记农民，那些拖家带口进城的农民，让他们安居，给他们一个家，让他们的子女有个地方上学，而且不会天天受歧视，一句话，不能让他们总是流动，人在流动，心也在流动，在城市管理者的记录中，也是流动人口。